张伟生叹口气道，“坏就坏在咱们是国企，以前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一个坑放几个萝卜，一个岗位可能会派两三个工人去做，因为当时推统收统支，所有的工资都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跟企业没有关系，冗员在企业来说不是负担，再说，咱们一直的效益都不错。
但改革开放以后，养工人的负担逐渐转到企业来，包括退休职工的养老，过去国家由财政直接拨款，现在也要企业负担。
我们可是有40年历史的老厂，退休工人就有好几千号人，这个我们怎么承担的起？
还有这个职工的看病、住房，都是花费！
你说我们哪里还能有钱做什么技术改造，设备引进？”
他说的怨声载道。
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军太狡猾!
李和笑着道，“原来是政策性亏损，倒是真的不怨你。”
并不是所有的亏损都是经营性亏损，也不是国企领导无能，还有一种亏损叫政策性亏损。
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由于各种历史问题，企业承担了不应该的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国有企业中，医院、学校等各种为员工生活服务的福利设施所占用的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很大比例，加上住房、社区维护和改造，以及支付给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等费用，这种非生产性的资产总和也占国有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
这些都是国企身上的沉重负荷。
社会性负担严重制约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企是戴着脚铐在行走。
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了解情况的，很容易对国企形成误解，认为都是酒囊饭袋一族，实际上非战之罪。
理论上上说的是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但是实际上只有剥离政策性负担才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
张伟生道，“李教授，你是明白人，你说我能怎么办吧？我两头不讨好啊，领导说我没本事，员工以为我们是蛀虫?这费心费力都是活个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