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那府兵之制，革弃营户兵籍，改从编户募兵，一者，营户世代为兵，入营户、成兵籍者早就苦不堪言，麾之战斗，往往士气低沉，远不及从流民中招募到的健儿敢战，兵籍确乎是到了应该革弃的时候了！二来，战时召之进战，无事务农於家，农闲之际，由各地的‘郎将府’组织府兵操练，此深合我华夏‘耕战’之传统，是藏兵於民，着实佳政也！
“……无执、嘉宾，卿二人以为，此制我荆州可以学用之么？无执适才言道，此制关系到了我国朝兵制的根本，无朝廷旨意，我荆州自是不能施行，可如我上表朝中的话？如何？”
谢执没有说话，郗迈回答说道：“即便明公上表朝中，只怕也是无用。”
“无用？”
“朝廷不会同意的。”
“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朝廷不会同意？”
郗迈说道：“营户、兵籍此制，为什么会施行，明公比我清楚。前代秦朝末年，与当下相似，也是海内战乱，群雄并起，南北州郡豪强，或挟州自居王侯，或据县称王称霸，几无日不战，於是百姓流离。成武王既是为了解决军粮的供给问题，也是为了消弭流民为患的麻烦，遂设屯田之制，用流民耕种，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这些屯田的流民，乃用以行伍之制来做约束。
“此即是营户、兵籍的前身。
“营户、兵籍制度最先设立的时候，不能说是弊政，反而，的确是解决军粮、流民问题的一项良政，可此制确定之后，自此兵是兵，民是民，兵、民分隔，随着时间的推移，营户为兵，为国家服兵役之余，又服劳役，并时而还会被送给离任的长吏充当徒附，实已类同国家之奴婢矣！营户的地位越来越低，乃出现了明公所言之‘士气低沉’等等的弊端现状。
“要说此政是不是到了该革弃的时候呢？的确是到了。
“可问题是，此制用之至今，营户、兵籍者因同国家奴婢之故，早已被良民视之为贱也，良民呼彼等为‘三五门’，不与之通婚，如废弃此制，改从编户齐民中征募兵卒，势必会激起编户齐民的不满和怨言，此其一也；朝廷南迁到建康到现在，在兵源上一直都很紧张，很多的营户被送给了长吏们为奴为婢，南下到江左的流民，大多荫附到了豪强大族的门下，被他们隐匿不报，至若江南本地的百姓，又多不愿应募从军，这就使致就连建康的禁军各营，如今亦不乏空有营名，了无兵卒，甚至干脆把整个营都给裁撤，不再设的，如果於此时，再把作为朝廷主要兵源的营户给主动放弃掉，那朝廷岂不就要成个空壳朝廷了？此其二也。
“因此，迈愚见，便是明公上表朝中，营户此制之废弃、改革，恐怕朝中也不会同意。”
桓蒙说道：“那莘阿瓜，怎么就能在定西渐行废营户、设府兵此举？”
郗迈笑道：“明公，你这是在装糊涂，考较迈么？”
“你说给我听听。”
“缘故有四。”
“哪四个？”
“陇地地处西北偏僻，唐胡杂居已久，民风尚武，且受胡人平时放牧，遇事出战习俗的影响，百姓不排斥从军入伍，非江南之民可比，前代秦朝之时，陇州铁骑就是天下一等的精锐，此其一。定西民少，为了稳定其国的财政税收，从其建国开始，一向在豪强大族隐匿人口此事上，都多有禁令，闻征虏近两年，於此事上更是颇下功夫，不要说隐匿民户了，便是作为‘送故’，送给离任长吏们的营户，他也已经通过王令，命把之悉数放还营中，此即是说，定西募兵的来源基数要比我江左募兵来源的基数好，此其二。”
等郗迈端起茶碗喝了口水，润过嗓子，桓蒙问道：“其三、其四呢？”
“其三，陇地多胡，北山鲜卑、东南诸羌、卢水杂胡等等，我虽不知他们的总数到底多少，然料之，合计至少不下七八万落，定西之兵，何以能独抗四面之虏敌？就是因为他们从这些胡牧中，招募到了大量的战士。废止营户制后，万一不能从编户齐民中招募到足够的士兵，府兵若暂不够用，那定西可以用这些胡牧的兵源来做补充。——这是我江左不能比的。
“其四，就是征虏新政中的‘勋官’和‘健儿’两制了。凡应募入健儿营者，待遇俱高；按‘勋官’之制，升到一定的层级后，就赏赐给其家相对数目的田亩，并免除一定的劳役等，……明公，说到底，这既是征虏在以重赏来激励编户齐民应募从军，同时，其实也是征虏在以此来抬高士兵於世人眼中的地位，扭转当下视兵为贱的风气。”
郗迈说完了四点，总结说道，“明公，此四项，我江左、我荆州一条也无，是因此征虏能在定西废营户，行府兵，而我江左、我荆州却明知征虏此政上好，却也无法学用之也！”
“明知是好，却无法学用。”
桓蒙重复着郗迈的此话，下榻到地，负手踱步到堂门前，望外头江南的初夏天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在他心知转来转去，他喃喃说道，“我大唐之积弊，已至如此了么！”
……
大唐的积弊究竟有多严重，比之疆域虽小、民口虽少、富裕虽远不及之，然却风气日新的定西，是不是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越来越落处了下风，桓蒙作为大唐的方镇重臣，他心中自是会有些数，并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这些“数”，还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
若大唐的掌权者，都像桓蒙这般，看到了定西良政的优秀，认识到了大唐的积弊已到极点，已到非改变不可的时刻，或许偏安江左的唐室，还能有再翻身的机会，然而事实，却非如是。
就在桓蒙确定了莘迩的诸项新政，无法学用在荆的第二天，一道文书从建康被送到了江陵。
文书不是给桓蒙的，是给黄荣的。
与其说是一道文书，不如说是一道“檄召”，是以相王程昼的名义，召黄荣等去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