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十一年前由查尔斯·克洛弗成立，他是出版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我跟着他白手起家。我们在猎户星出版集团共事过，那时他决定跳出来单干。他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买了一栋建筑用来办公。那栋建筑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三层楼，狭窄的走廊，破旧的地毯，木头隔板，光线不足。当时其他所有人都紧张兴奋地迎接二十一世纪——每当涉及社会或是科技变革时，出版社通常不是最先响应的行业——出版人往往都守着古老的行当怡然自得。查尔斯·克洛弗和格雷厄姆·格林[1]，安东尼·伯吉斯[2]和缪丽尔·斯帕克[3]一起工作过。他甚至还有一张和年迈的诺埃尔·考沃德[4]共进晚餐的照片，虽然他总是说他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想不起餐馆的名字，也回忆不起这位杰出人士说过的只言片语。
我和查尔斯一同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以至于大家以为我们以前一定是恋人，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他已婚，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劳拉，马上要为他诞下第一个外孙。他住在帕森格林居民区的一栋大房子里，双门脸，十分气派。他和妻子伊莱恩已经拥有房子的所有权三十年了。我在那里吃过几次晚饭，总有风趣的同伴作陪：美酒佳肴，谈天说地，一直聊到深夜。据说，他不太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社交，至少不和出版界的人交往。他读过很多书，会拉大提琴。我听说他在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吸食了不少毒品，但你现在看他的状态，简直不敢相信这段往事。
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他了。从上周二到周五，我一直在陪一位作家东奔西跑；我们在伯明翰、曼彻斯特、爱丁堡和都柏林都举办了活动，还接受了电台和纸媒的采访。读者反应出乎意料得好。当我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公司，他已经下班去过周末了。《喜鹊谋杀案》的打印稿一直在我桌上等着我。等星期一来到公司，我把包放下，打开电脑，我突然想到，他和我一定是同时开始审稿，那么他把稿件留给我的时候就不可能知道它是残缺的。
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了，就在一层我办公室外走廊的另一端。他从办公室里可以望见外面的大街——新牛津街和布卢姆茨伯里街。我办公室所处的位置更加安静。他有一间雅致的方形办公室，里面有三扇窗户，当然还有书架，陈列着数量惊人的奖杯。查尔斯其实并不喜欢颁奖典礼。他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的祸害，但这些年来，“三叶草”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金笔尖[5]、金匕首、独立出版奖——不知怎么，它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房间里井井有条。查尔斯喜欢知道每样东西的位置，他有一个秘书，杰迈玛，帮他打理琐事。她似乎不在他附近。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给自己打印的那份《喜鹊谋杀案》纸稿。我看到他一直在用一支红色钢笔在纸张空白处做笔记。
我必须要描述一下查尔斯那天的样子。他六十三岁了，像往常一样穿西装打领带，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细边的金戒指。这是伊莱恩送给他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每次走进光线有些昏暗的房间里，他总是让我感觉，他就像那部经典电影中的教父一样。虽然没有那种危险的气质，但是查尔斯的外表很像意大利人：他的目光犀利、鼻梁非常窄，颧骨颇有几分贵族特征。他的头发花白，随意地垂下，发尾扫过锁骨。以他这个年龄来说，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不是因为他天天往健身房跑，而是他很有自制力。他来上班时经常带着他的狗，它现在就在屋里——一只金色的拉布拉多犬卧在桌子下面的折叠毯上打瞌睡。
那只狗的名字叫贝拉。
“进来吧，苏珊。”他边说边在房间里冲我挥手。
我带着那份手稿，走进办公室，坐下，这才发现他脸色很苍白，几乎是一脸震惊。“你听说了吗？”他说。
我点了点头。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文章，我听说作者伊恩·兰金在《今日》节目里还聊起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是心脏病发作。难道这不是最常压垮他这个年龄段男人的疾病吗？但是我错了。现在有人说，他的死是一个意外，就发生在弗瑞林姆镇附近他的家中。
“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查尔斯说，“实在是可怕。”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我问道。
“警察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和洛克警司通过话。我想，他是从伊普斯威奇镇打来的。他的消息和广播中说的一样——是一场意外事故，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然后，今天早上，就在几分钟前，我收到了这个。”他拿起桌子上的一封信，旁边的信封被粗鲁地撕开了。“早上邮递员送来的，是艾伦写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他把信递给我。
那封信很重要，所以我又原封不动地复印了一份。
萨福克郡
弗瑞林姆镇
格兰其庄园
亲爱的查尔斯：
我不喜欢道歉，但是我承认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身体就不太舒服。你知道我最近都身体不适，我不想告诉你，但是我还是坦白说吧，我身体不好。
其实，这是委婉的说***敦诊所的医生希拉·班尼特了解具体情况，但是事实上我就要死了，是这个世界上最他妈老套的死法。我得了癌症，不能动手术。
为什么是我？我不抽烟，很少喝酒。我的父母都活到很大年纪。总之，我还有大概六个月的时间，如果我去接受化疗和其他各种治疗的话也许还能活得更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