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举人，肆意兼并官地、私田，鱼肉百姓，横行乡里。
今，文举人资敌叛国，坑杀寿阳知县、县丞、主簿、巡检...”
写完文举人的事，他打算借用清代文学家计六奇创作的一篇散文，叫《马懋才备陈大饥》。
说的是马懋才奉命入陕调查灾情，见故乡吃人的惨景，于是将沿途见闻写成《备陈大饥疏》，五月十八日上报灾情。
王则之打算借用他的名头把陕西的情况提前写出来。
“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
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
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
这篇文章的作者备注为马懋才，至于第一篇则为“百晓生”。
在第二篇文章的末尾，王则之以百晓生的名义还写了一些评语。
“陕西灾荒尤其严重，禾苗枯黄，饿殍遍野。
加之天启年间，魏忠贤等宦官专权，东林党争，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即使灾荒连年，官府仍旧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以致民不聊生。
若要解陕西之围，需清贪官，查污吏，严查侵占田地之事。”
至于为什么要特地写一下天启年间，是给崇祯找个台阶下，明明白白告诉他，这个锅是你哥的，不是你的，免得崇祯恼羞成怒针对这份报纸。
王则之细细品了一下，交给白玉让他雕刻去了。
把这些文章交给白玉之后，王则之着重交待，千万不能让人查到这些报纸的出处。
这主要是因为明朝的民间虽然也有报纸，可那是经过通政司、六科、堤塘层层步骤筛选出来的安全信息。
关于朝政的信息那是一条没有，如果崇祯大发雷霆，要追根溯源，他可能要吃不了兜着走。
白玉心下了然，兴致满满的刻字去了。